有人敲门，老伴连忙应声道，来了，来了。既是告诉敲门的人，也是提醒儿子媳妇，送货上门了。果然是几个工人，将那个大家伙抬了进来。儿子和媳妇忙着上前张罗，时尚的儿媳顾不得衣裙，亲自指挥，小心，小心，千万别碰着，这边，往这边，别碰着门框，别碰着茶几，别碰着矮柜，这是红木的，漆都没有地方能补。别弄坏了包装，里面东西很贵重，不能有刮痕。工人们挥着汗水小心翼翼地一件一件按指令搬运，小心轻放。 六岁的小孙女象波斯猫，睁着好奇地眼睛，小花裙子象蝴蝶翻飞，绕着大人们跑前跑后，想早点看到爷爷为她买的钢琴。
钢琴开始拆包装，调音师与儿子坐在沙发闲聊着，外面阳光正好，没我什么事，对老伴说了声我到外面走走，就出了门。
我坐在屋外的小花园里，旁边是一树一树的金合欢，金合欢树比玫瑰高大，粉红的花蕊中有长长的金针闪烁着，随着绿叶逶迤盛开，热烈而张扬，将夏季所有的花树都比了下去。哦，金合欢，你这夏日的新娘，今天你撩动我沉淀已经的情愫，我饱经风霜的眼睛居然看到明丽娇艳的色彩，那金的红的牵动了我记忆。
屋内调音师开始调试钢琴，琴声悠扬传出。这琴声将我带到四十年前，那时也有一树一树的金合欢盛开。
我眼前浮现出四十年前的人和事，象一场老电影，在心中放映了无数遍，有些情节已经模糊，靠着想象和回忆连续接上，有些人物看不清楚眉眼，但闭着眼睛轮廓仍然可见。这是一场一个人观看的电影，不能与人分享。这是一个永远的秘密，也许只能将它带进天堂。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父母含着眼泪将我送到农村已经六年了。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招工无望，身边的小伙伴们相继离开，我的心情十分压抑，知青点只剩下我一个人时，大队长通知我到公社中学去当代课老师。
大队长挽着裤腿，土白色的衬衣领口是一层层的污垢，油黑发亮，下农村以后我才知道，一些农民的衣服从上身到破烂得不能穿，是从来不洗的。大队长卷着一根喇叭筒，吸了一口，吐了出来，看着那灰暗的烟圈，露出一口黄牙，充满同情地说，小刘呀，你的表现我们都知道，几次推荐你招工，政审不合格呀。去年汇演，公社干部都晓得你会编会演，看你是个人才，正好中学需要老师，你去先去代代课，有机会转正，可以拿国家工资，也是一条出路。唉，你总不能在我们队上过一辈子吧，教书虽然是臭老九，好孬也算是离开田里的泥巴。
我感激地送走大队长，开始收拾铺盖卷和几件打补丁的衣裳。
我是文革前高中毕业生，正在为是报考清华大学还哈工大犹豫时，史无前例的运动将我打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日复一日的劳动早已磨灭了我的棱角，但是煤油灯下我仍然将能够找到的书籍当作精神食粮，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想凭借我的基础知识，教初中生的本领应该还是有的。只是一辈子在农村中学当教师，我能心甘么？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象溺水者只能抓住眼前的一根稻草，我只身前往公社中学报到。
学校没有围墙，仅有一幢石头墙（号称“干打垒”）的三层楼木地板教室和一排青砖平房教室，教室前种着一排金合欢，金合欢长长的绿叶，浓密的荫影，遮掩着教室的窗户，为学生们遮阳。金合欢树前是一个篮球场，另有一幢两层楼的小巧宿舍和一个食堂。学校位于一个茶园背面坡上，四周是农村坡地，种满各种时令蔬菜。一条机耕道傍楼而过，通往邻近的一个外贸仓库，不时有货车通过，卷起阵阵灰尘。灰尘落地后便恢复平静。三个年级初中生共10个班，入学不经过考试录取而是划片分配，除了近处生产队的学生，远一点的学生们到校至少要走2~3公里路程。
学校的教师均是文革前高考落榜的64级、65级的高中毕业生，男的个个帅气，女的个个如花。他们大多是因贯彻阶级路线未能升学的优等学生，教师有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民办教师不在编制内，只有一点补贴，在生产队计工分。还有象我这样的代课教师，与临时工差不多，但却又是拿工资的，拿的是请假的那位教师的工资，据说我代课的那位教师得了乳腺癌。公办教师的工资由教育部门按月划拨（他们常常发“二十几”的牢骚：年龄二十几岁，工资二十几元，吃粮二十几斤，每周上课二十几节）。
工宣队来自公社农机厂，他们的子女也在本校念书。工宣队的好处还是有的，维持教学秩序是他们的强项，教训那些违反课堂纪律的调皮学生，很有一套揪耳朵捏鼻子的章法，这是教师们做不到的。可以利用厂里汽车之便把教师们拉去城里看节目表演，包括市歌舞剧团演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还把学生运到公社去听贫农大娘讲“忆苦思甜”的故事。
学校的女教师个个年轻漂亮，不施粉黛，穿着朴素，多为蓝、灰二色的春秋装，即使夏天穿裙子，也是那种黑青色的纱裙或蓝布群，长度都在膝盖以下。她们都已嫁人生子，丈夫大多是县城厂矿的二级工人，她们依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政治地位，企图努力摆脱臭知识分子的身份，过体面安稳日子。只有林薇嫁的是现役军人，是教师中唯一的军属。
学校唯一单身的女性，是被迫离婚的“牛鬼蛇神”刘银瓶。她在文革初期因信口开河和保留“黄色歌本”被批判。工宣队进校“清理阶级队伍”时，她被前工宣队张队长“约话”诱奸。事发后反而被冠以“勾引腐蚀工人阶级”罪名，定为“坏分子”，剥夺了政治权利，失去教师资格，列为管制人员，每天的工作职责是打扫学校环境卫生和为伙食团挑米买菜。
革委会方主任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高大威猛的河南籍女性，她利用早上“天天读”之前的几分钟时间，在三楼办公室内召集在校的二十多位教师开了个短会，把我介绍给大家。他们知道我是由公社文化干事介绍来的，都很热情，鼓掌表示欢迎新来的“刘老师”，不知哪位女老师说了句意味深长的“我们学校又增加了一个“小伙子”，引来众人一片欢笑声，我马上得到一个“刘小伙”的绰号。在此之前，我的一位校友已在此代课了两个月，他教体育，外号“曹小伙”。
10个班的班主任听到上课铃声，马上夹着本本离开。革委会教学组长项东吩咐我，你先教音乐课，美术课停了。没有教材，区革委教育科指示近段时期要学生大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下周一恢复上音乐课。也就是说，我有三天备课时间。
二楼音乐教室有一架经抄家物资办公室处理而来的老式钢琴，棕色、古沉，音不准，有一个键失灵，好在乐盲多，分辨不出，将就用。我找到刊登有的两首歌的《人民日报》，开始弹奏起来。这两首歌再熟悉不过，加之我有拉手风琴的基础，很快就能完整的弹出曲子，只是左手只能简单地配合点那么一两下。很快就有几位男女老师站在我身后观摩起来，并推出一位女教师换下我，熟练地弹起《阿瓦人民唱新歌》。我随音乐旋律唱起歌词，大家惊呆了。“刘小伙嗓子不错”的赞扬声纷起。那位弹琴的女教师林薇扭头瞟了我一眼，微笑着点了一下头，继续专注地用她那小葱般白皙的尖尖指头操琴。
曹小伙也来了，在学校我们就认识。他也是高66级学生，比我大一岁，个头也高，一米八几，是校队的绝对主力，他的缺陷是脸小，眼睛也小，笑起来眼睛咪成一条缝不见眼仁。他非要唱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高原之歌》，并随手拿出手抄歌本要女老师伴奏。林薇不敢，矜持地说要“遭”。学校的教师们在文革中被整怕了，个个都谨慎得很，胆小如鼠。哪像我们两个知青天不怕地不怕的，直接向他们宣传我们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还敢唱《刘三姐》、《敖包相会》和《喀秋莎》。我自告奋勇伴奏，曹小伙感情丰富地唱起来，如痴如醉，只是唱到高音时，声嘶力竭，板筋凸现，大家笑个不停。我俩的到来给学校多年来行成的沉闷气氛吹进一股清新空气和新鲜活力。后来我们每天课后都聚集在音乐教室唱歌，抄了很多朝鲜电影歌曲和柬埔寨歌曲传唱，其中一首据说是西哈努克作曲的《漾菊花》特别受青睐。
我在音乐教室前方挂上亲自用毛笔抄写的歌单，先清唱了一段《国际歌》歌词，博得一阵喝彩。学生们异常高兴，他们有了思想放松的机会，一些女生公开宣称：“最喜欢上音乐课和体育课”。其中一个公社锅炉配件厂职工子女，初三女生吕小珊，回到家对两个妹妹得意洋洋地介绍学校来了两个知青老师，能干惨了！
曹小伙比我老道，他“醒”得早，已经和一位从农村招回到一所医院工作的同班女同学恋爱，是位“过来人”，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伙”了。他与女教师们打情骂俏，开玩笑口无遮拦，毫不顾忌什么影响，常常逗得她们张口大笑，花枝乱颤。
工宣队的工作由队长郑麻子和队员邬天棒负责，他俩一个是司机，一个是修理工，社会习气很浓，流里流气的，语言不甚文明，看见曹小伙与一群女教师混得如鱼似水，嫉妒得直流口水，经常指桑骂槐地指责他，但曹小伙毫不领会，假装懂不起，依然我行我素。我是一名真资格的童子军小伙，没有发言权，常常保持沉默。邬天棒却还是说我“不像童子小伙。”意思说我也有了女朋友，早就做过“那些事”了，气得我想揍他。幸亏不久他们就奉命撤回单位了，否则一场冲突不可避免。
不几天，项东吩咐我，要给我加担子，兼教地理课，这样我一周也是20节课了，与其他教师基本扯平（曹小伙的体育课是每周每班二节）。项东亲自坐镇，在教室后面听完了我演讲的第一堂课，主要是一些浅显的地理常识和我国的地形地貌，还加上我国农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学习大寨改天换地榜样，取得丰硕成果的事迹。下来后项东拍着我的肩膀高兴地说：“效果好极了。看不出你娃还是个全才吔！”我却只感受到全班同学新奇渴望的目光，印象最深的是最后排那位高个女生吕小珊忽闪着一双长睫毛的乌黑发亮的大眼睛。
紧张繁忙的代课工作暂告结束，终于松了一口气，放寒假我终于回到城里的家。父母见我回家十分高兴，张罗着好吃的。
为了掌握时间，我首先用三个月工资中的90元钱，托我在城里教书的堂姐在两路口山城拍卖行买了一只原价120元的上海牌手表，九成新，走时精准，只是表面有一道浅浅的2毫米左右的划痕。戴上它，我有点轻飘飘的感觉，在大街上，不时得意洋洋地当众捞起衣袖看时间，也向邻居们表示我有手表了，是自食其力有一定身份的一员了。其余的钱，我都交给了母亲，母亲给我缝制了两件人民装罩衣。
春节初六一过即返校，到校办厂参加劳动。厂房紧挨着那排平房的青砖教室约100平方米空地，搭上顶棚，圈上围墙，里面车钳铣刨各类工具齐全。假期里我不但工资全发，而且到厂劳动还额外得一份加班工资。校办厂名义上是半工半读学生的劳动基地，生产的产品收入都是国家免税的，却是学校创收的一个重要来源，老师的福利全靠它。实际上学生都是全日制上课，参加劳动的机会很少。校方根据业务需要聘请有工人师傅打主力，我们仅仅是去作个样子，混时间捞票子，几天下来的收入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
那年校方请了4个模型工，是俩兄弟带俩妯娌。哥哥竟是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猛河的黎明》男主角达尔介的扮演者陶鹏。他是《川江船夫号子》的原创者和领唱。50年代初曾与王昆、郭兰英同为中央戏剧学院歌舞团的成员。可惜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反右时被划成右派，流落在社会上，当过潜水员，做过泥水匠，又当上了模型工。我借机请他帮我做一副蚊帐架子，给了他一个尺寸，不到一刻钟，他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棱角分明，尺寸标准，光滑透亮，我喜不自胜地马上安装到寝室床顶上，挂上了蚊帐。
我的寝室在二楼两边教室中间过道上，一个五平米左右的小间，本是用来堆砌杂物用的，一张单人床加一张学生课桌，一个衣架，一根木凳，就没有多少空间了。二楼四间教室，左面两间是音乐教室和初三一班教室；右面两间空着，后来分别住进了两位女性，一个是住家很远的初三一班班主任、数学教师林薇，一个是“管制分子”刘银瓶。三楼一间教室住的女炊事员王大娘，五十多岁了，早上起得早，晚上很早就睡了，一般不会下楼。刘银瓶下午放学后打扫好环境卫生就回家吃晚饭，晚上10点左右才从家中回到学校住宿，第二天一早去菜市场买菜。晚饭后整幢大楼大楼就是我与林薇的天下。
林薇，三十来岁，肤白，端庄文静，声音柔美细腻，从不开口大笑，哪怕曹小伙的笑话使众人发狂发癫，她也仅报之微微一笑，修养得体，城府很深，属于行不露趾笑不露齿的传统型女性。她有个二三岁的儿子，寄放在母亲处代养，林薇每周六回母亲家看妈看儿子。林薇从不摆谈她家中的事。我们在音乐教室弹琴唱歌，几乎无人干扰。林薇操琴我唱歌，歌声郎朗如清泉，我把那些文革前文革中的男生独唱歌曲都翻出来唱了个遍，唱累了，就歇息摆龙门阵。她也偶尔唱唱《洪湖水浪打浪》之类的女性歌曲。那时政治明星西哈努克的歌曲盛行。她也把那首极其抒情的《漾菊花》唱了起来：在野外静静的红柳湖畔，漾菊花啊在明月夜晚……还有传说是金圣爱作词，西哈努克谱曲的《送别》：春风吹翠了泉边垂柳，水中花影动；游云遮不住一轮明月，月儿出没水中。含泪送君漫步原野，情比月夜浓。此去关山万里，愿君多保重，今宵良辰亲吻离别，但愿早日重逢。唱歌时，我看见她眼珠欲滴，伤情动感的，有点不忍心看。明月入窗，金合欢树影摇动，此情此景，美好无比，我觉得在人的一生中非常难得。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女性，如此安谧的二人世界，给人以遐想，别人也可能误会，但我没有动一丝邪念，我尊重她，陪她（她也陪我）度过一个个安宁的夜晚，我只想为她分忧解愁，却无能为力。
事情总是发展的，我们也不例外。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下午，我没有课，就躲进寝室里画画消遣。把画纸定在床边仅存的空墙上，坐在唯一的一根木凳上琢磨，观察这幅山村小景图哪里该添一笔，哪里该补一笔。林薇轻轻扣门一声，我开门让她进来。她望我笑了一下，坐在床边看我作画，手中拿着毛线钎子织一双手套。房间太狭小了，我们靠得很拢。在摆谈中，她忽然问我，你的胡子怎么老是短桩桩，既不长，又不像别人那样刮得青幽幽的。又说女老师们议论你的眼睛和眼睫毛长得好看，想拿剪刀给你把眼睫毛剪掉，免得勾引人。我只觉得好笑和不解：男人议论女人天经地义，怎么她们这些女人还要议论男人呢？而且观察得那么仔细，真是不可思议！她不时贴过脸来，指着墙上的画说，这里颜色深了，那里颜色淡了，还真有点鉴赏水平。一次在她探头看画时，我手中的画笔无意中碰到她的脸，一块绿色颜料印上了她白皙的脸颊。我急忙撕了张作业本纸递给她，她说太硬了，要我用手替她擦掉。我只好遵命，站起来急中生智掏出手帕把大部分颜料擦掉了，又慌乱地用手在她脸上把剩余的小颗粒擦掉。她昂着头，闭着眼，坐在床沿上一副很受用的样子。柔软而白净的脸庞吸引着我，令我心跳不已，我忍不住用嘴唇轻轻地在她脸上点了一下，以为她会恼怒且谴责我。谁知她不但不恼，反而随手扔掉毛线工具，顺势拉着我倒在了床上，用嘴唇与我密切接触，并伸出舌头伸进我的嘴，要与我的舌头搅混在一起。我只是在文革前的苏联电影里见过男女用嘴唇接吻，认为这是正宗的示爱方式，她怎么能不讲卫生要用舌头来舔呢？中国电影也只是在《山间铃响马帮来》里，见过于洋演的那个少数民族男子亲过一下那个女的，我们还一致认为他“骚得很”。难道我今天也要“骚”一下？就是这样，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慌乱地应对面前的“骚情”，下身猛烈发涨，似乎要顶破裤档，我害怕极了，不知所措，外面忽然响起下课铃声，学生们涌出教室的嘈杂声传了进来，太紧张了，担心有人来敲门，我马上翻身起来，整理好衣裳，坐在凳子上直喘气。她也起来整理好头发，痴痴的望着我，一副沮丧失望的眼神。待外面的声音逐渐消失，她悄悄开门出去了。那天晚上，我破例没有到音乐教室去唱歌（当然她也无法进去），疲惫地躺在床上回忆下午发生的一幕幕情节，久久不能入睡。
我长到二十多岁，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与林薇相处这么久，明知她是已婚的少妇，又是军属，但与她在一起的感觉很温馨，常常情不自禁地想到音乐教室去，象是有只无形的手，牵着我去去看林薇那红扑扑的脸庞，听她的好声音——无论她说什么，在我听来都是好声音。我有点害怕，难道这就是爱么？我怎么能够爱她呢，爱她是种罪过呀。而且她并没有说过爱我，直接就吻我，难道她是想与我发生男女之事吗？我似乎也是愿意的，生理上的欲望超越了理性的思考，想入非非的我，思维一层一层地剥出她的外衣，意淫了她。
第二天放学后，学生和老师都走了，林薇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终于在楼梯口把我碰到了，她说，你跑到哪里去了？又小声骂了我一句：你这个笨蛋！随手塞给我一包东西，叫我回寝室看。我恍里惚西的不懂她是什么意思，无法作答。见四处无人，便急急离开她，溜进寝室，打开纸包，原来里面是几个煮熟了的粽子和鸡蛋。我猛地想起今天是旧历的端午节，啊，还是女人心细！看来她没有恼恨我，一直都在关心我，就像一位关心小弟弟的大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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