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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起点与终点之间 两全其美

 
 
 

日志

 
 

那年高考(原创 记实)  

2012-05-26 11:29:19|  分类: 蓦然回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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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上说知识决定命运;网络上说个性决定命运;伟人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俺不知相信谁的。

    俺是七五届的高中毕业生,六五年进小学,七五年出中学,文革十年,学制缩短,正好是俺的学生时代。

    七七年我在农村下放,轻易不敢回家,父母要我好好劳动,争取二年后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或者单位招工。某次回家时,听我妈说在湖南师大当教授的大舅传来信息,高考可能要举行文化考试,推荐大学的方式可能要变一变了。

    我妈告诉我这消息,意在要我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父母没有要求我清理三年前的书本,具体指出复习什么内容。我呢,没有书本,没有人催促,也不晓得要复习些什么。只是当时激动了三分钟,一点行动也没有。可惜这么重要的信息,我比别人早几个月知道,竟然如风过耳,与我这“没心计,懂事迟。”和“火烧眉毛不怕痛”的个性大有关系。现在想来,估计我与家里都不懂高考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找舅舅问个仔细。伟人说过:机会只会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我没有抓住机会,幸运也就没有光顾我。

   接下来到了秋天,全国人民都知道“高考”这件事,全国几百万适龄青年都有了考试机会,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搞好高考是全国人民的希望》,高考报名的门槛很低,年龄三十岁以下的工、农、兵、学生都可以报考,考试在冬天举行,五百七十多万考生中只录取二十七万人。千万青年重新拿起书本,为自己为民族的未来踏上求知的道路,这是科教兴国的一缕曙光。2007年,恢复高考三十年时,中央电视台作了一个系列节目,专题叫“知识改变命运”,展现了许多当年高考成功人士的美好的命运。其中有著名导演张艺谋,张导从一个西安棉纺厂的工人变成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导演,就是因为他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我下放是插队落户的形式,住在支书家里,被安排在大队经济场喂猪。后来经济场来了一批知青,成了知青点。但我仍然住在支书家里,没有和其他知青共同生活。以我家与支书的关系,提前请几个月的假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年没有人意识到考试复习必须得集中时间。我们手里既无考试大纲,也没有复习资料,更谈不上有老师的辅导,茫然没有方向。最后我与经济场其他知青一样,只请了一个月假。经济场有二十几个知青,多数人并不想考什么大学,只想借机回家休息。下放后,城里伢子变成了农民,没有星期天、没有月假,请假回家很难,有不能吃苦、表现不好的嫌疑。现在能有一个月休息,比双手接到天上掉下的馅饼还快活,知青点顿时唱起了空城计。

       报上登了考试科目与内容。我与妹妹考什么类别,家里展开了讨论;妹妹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妹妹是他的爱生,他坚决要求妹妹考外语专业,父母也同意,这事就算定下来。我的数学成绩提不起来,想考文科。文科要考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七七年、七八年高考没有考英语。)这五科中,地理没有开过课,南方人方位感不强,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我的地理一窍不通。历史学过一点,叫十次路线斗争史和儒法斗争史。我们历史老师上课时拖着方言说“商鞅变——法”,那腔调至今我还记得,可见我们确实开过历史课。政治课其实就是时事政治,有什么中央文件,老师就讲什么,政治理论一律不懂。我们政治老师水平很高,因为没有教材,上课基本上在笔记,老师边念边在黑板上写,他能做到念到哪里,写到哪里,字写得又好又快。我当老师后将他当作榜样——快速书写黑板字。我的数学成绩不好,主要是读小学时搞停课闹革命闹的,有二年学校门都没有进去。天天在家里丢沙包、踢田、跳橡皮筋、看小人书。后来复课闹革命时,我又经常自己停课与院子的大孩子玩。从小学二年级后我几乎就没有上过什么课。语文我自觉不错,盲目自信地认为作文写得比较好,字也比其他同学写得好,归纳起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来,老师也表扬过。

    就我这水平敢参加高考,说明七七年人们对高考的认识是相当肤浅、将信将疑的;对于文化知识的认知程度是完全没有底线的。同时也说明,文革十年培养出来的中学生基本上是文盲加流氓。所谓流氓是指参加武斗,打老师,在社会上做坏事。当时普遍认为最有希望的是“老三届”,就是六六、六七、六八届的高中毕业生,他们的中学时代是扎扎实实在学习知识。事实证明七七、七八年高考录取最多的确实是“老三届”毕业生。

     我妈拿来不知从哪里买的油印小册子给我背,那上面有各科知识要点。我就看看小说,背背书,悠哉悠哉地过日子。没有起过早,更没有贪过晚。隔壁的姐姐单位发电影票,她没有男朋友,天天叫我看电影,我也就跟着去。我爸爸讲,现在电影解放了,你们今后有的是电影看哦。意思是高考为重,电影为轻。可我还是经常去看不要钱的电影。

     数年以后,家里清理东西,先生看到我的箱子里有七七年的高考资料,那个羡慕妒嫉恨啊!他说当年高考,他只向知青点请了两个星期假,自己带米,一餐五分钱菜金在一个乡中学食堂搭餐, 什么复习资料都木有:“我要是有你这样的资料,何至于考这个学校,早就考到北京去了。”还有一句话就是“要是我知道有艺术专业,我肯定能上北影,或者考播音主持专业。”可见我那时是多么地生在福中不知福。

    使我纳闷的是,我爸妈为什么就不象现在的学生家长逼着我背书呢?我为何那么没有上进心不想自己的前途,天天玩呢?前者是我父母在教育子女上的宽容,后者是我这不成器的个性。一个月的时间过得飞快,稀里糊涂我就走进考场。

        七七年报考的人数超级多,组织考试很仓促,防范舞弊还没有提上议事程。考场设置在有点规模的中小学。我所在的考场设在公社中心小学,小学的课桌是两个学生排排坐的长桌子,我们这些大人也就二个人挤在一张课桌上。大家坐下来以后,进来一个高个子大龄青年,只见他挽着高高的裤腿,手里扬着一张用来做垫板的厚厚的马糞纸。他扬着下巴,眼光扫视全场,显得十分自信。就听得下面的考生说,这人叫XX,是十队的,六六届的高中生,蛮有水平。我充满崇敬地看了他几眼,他一身布衣,似乎刚刚洗脚上田,可他象考场的灵魂,往那一站,气震全场,仿佛王者归来,转身笔直地坐在前面,用后背接受所有人的崇拜。

     那年高考,除了作文题外,其他考的什么我都忘记了。湖南的作文题叫做《心中有话向党说》,我不知哪来的激动,从“南湖船头风浪起”开张(我至今记得我的作文原话),越写越控制不住,向党说的话越说越冲动,一路排比句写下去,每一段都以“啊”字结尾。“啊”来“啊”去,激动得没来得及写结尾考试就结束了。

   这年高考我榜上无名。

    七七年高考没有公布分数,我的分数至今是个谜。据说七七年政审相当严格。我家成分确实不好,但我没有觉得我受到不公平待遇,估计成绩就是一塌糊涂。倒是我妹妹,她是应届毕业生,天生的好成绩。全国的初高中毕业生从六六年到七七年积压了十一年,百分之四的录取率,她硬是以十六岁的年龄上了大学。被录取到了邵阳师专英语专业。

     我们公社那个拿着马糞纸的自信哥也没有戏。 全公社就我们经济场考上了一个叫小罗的知青。他考上吉首大学物理系。小罗这么多年成了老罗,一辈子在邵阳市某个中学教书。

    以我潮得掉渣的文化水平和不求上进的态度,家里也许只是了了心愿,希望放在我优秀的妹妹身上吧。

   高考以后,我又回到农村劳动。在初春的阳光里,我系着一条粘满猪潲的肮脏围裙,手里提着一只边沿残缺装猪潲的木桶,倚在饲养场门口,望着那些走在机耕路上的行人,那里有成群结队的学生相跟着去公社中学读书。我的家乡是重视教育的地方,对教育改革的反映十分迅速,七七年高考就编录了知识点小册子,才过二个月,中学就办了高考复习班,到公社的路上多了一些回乡青年。看到一些认识的面孔天天在我眼前走过,我从来没有动过心,感觉她们离我很远,她们去读书,我还是在喂猪。

     七八春节我回家过年。爸妈说起我的前途,意思是让我再准备准备考一次。我对自己信心不足,感到前途渺茫,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仍然没有看书。父母苦口婆心地说,现在保送上大学已经不可能了,你人还算聪明,还是再考一年吧。如果不行,就考中专!我的脾气来了,赌气说“中专要考数理化,我更不行。实在要考,还是考文科,再请一个月假!”这时,大舅舅写信来说,湖南师大办了高考补习班,如果愿意,欢迎你来参加复习。我这傻子,仍然赌气:“我这么差的基础,到舅舅那里去出丑呀。不去!”到长沙去复习,无论如何比在家里乱翻书要强一百倍,再怎么差,进个省城的学院还是可能的。谁知我是这样一个没有救药的人,这么蠢得死的个性,为了那点面子,不顾自己的前途。如果是一个上进青年,应该会想方设法抓紧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好好复习,不说卧薪悬胆,也应该励精图治。 

      离七七年冬季高考才半年,七八年六月我再次请假在家呆了一个多月,妈妈又为我买来新的复习资料,仍然是简单的册子,却比七七年的要厚一些,而且是铅印的。那时候的政治与时事紧密联系,我没有到学校去复习,就没有政治资料。我们院子里有一个女孩叫廖小珍,她是市二中的应届生。高考前二天,我借她的政治复习资料背了一阵,但最后那一页脱掉了。我就只背了一个大题,另一个大题只有题目,没有答案,我也不好意思去问她。后来她告诉我,脱掉的那一页就在她家里。结果到了考场看题,政治科目最后两个大题,各二十分。一个是我背了的“用唯物论分析。。。”。一个是脱掉页码我没有背的“用辩证法分析。。。”少背一道题,少背十几分。就是因为少这十几分,我没有考上省城的学校,连邵阳的学校都没有上,来到了怀化上大学。一辈子都在怀化工作。这也算是命运所致,或者是个性所为。

  七八年的高考比七七年规范,至少考点设置不是那么马虎,设在正规的县三中。座位也是单独的。才几个月时间,大家似乎就懂了高考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知青点只有我一个人报考大学。我孤零零的站在教室外面,听着那些成群结队的女孩子们议论;一个女孩子说“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是多瑙河”我赶紧记住。谁知地理试卷上真有这道选择题。幸运得了四分。

  作文题是缩写文章,其中有领袖语录啰啰嗦嗦反反复复。我对领袖的忠心不够,将大段的领袖语录删掉,完成了八百字要求。可读拚音写汉字我仍然拚不来,交卷的时候,我前面排的男生拿起卷子竖到眼前检查,举得高高的试卷上,那道读拚音写的汉字的答案是“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傻傻地看着却不敢抄下来,白白丢了五分。世界上还有比我更老实的人吗?胆小懦弱也是我的个性。

     要说我的语文水平也够高的,读拚音写汉字不会,主、谓、宾我也分不清。考了语文出来,听说中专的卷子有一道语文题是“我们热爱华主席”要求在下面划出主、谓、宾。我自信地想,肯定华主席是主语吧,他那么伟大!

    数学仍然不会,第一小题是分解因式,我就弄不过来,算了一张草稿纸还是算错了。反而将最后一道求圆的轨迹的题目做了出来。唉,眼看我要将数学书看懂的时候高考时间到了,不然,我的数学也不至于差到一辈子做梦都怕的程度。

    高考成绩下来了,我的成绩是315分,正好上线。(下乡知青照顾5分)五门分数,语文78.5分,政、史、地都是70多分,数学只有14.8分。知道自己的分数上了线,我心中十分激动,一时无人分享,就想回家报喜;更主要是考上了大学,从此以后更可以明目张胆地赖在家里,什么也不做,天天逛街耍了。想到明天还得出工,不如立刻回家,舒服一秒是一秒。可时间已到下午,哪里有车呀。杨子荣怎么说的:“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我不是共产党员,可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准备徒步回家。走了五里小路,来到公社通往市里的公路旁。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我不敢拦车,十九公里路,走到家得到晚上。我心里高兴,并不害怕,背着一个马桶包,兴冲冲地行走在公路上。才走了不到半小时,就看到一辆“湘运邵”的货车停在路边,司机在打开的引擎盖前面捣鼓着什么。我突然有了勇气,走上前去问,师傅,你这车是到邵阳去的吗?我爸爸是湘运邵阳公司的XXX,我下放在这里,考上大学了,要回家,坐你的车好吗?那个司机听到这喜讯,立马说,好的,你上车吧。上车后,师傅说认识我爸爸,一路和我说个不停,不到一小时就到家了。走到家属院门口,正是晚饭时分,许多人端着碗站在院子里吃饭。我妈正站在门口,看到我满面喜色地回家来,就大声地问,你考上没有?我当着一院子的人骄傲地说:“我考上了!”“我考上了!”这个说法盲目夸大了结果,严格地说是上线了,而不是考上了。因为还有体检、政审和录取关。

  进到屋里,我妈说,我正和你爸爸打赌,你爸爸说,今年的题目有点怪,只怕我大女考得起。题目怪是指改写作文;从来没有这样的作文题。对我那14.8分的数学,家里完全认同,我爸在家为我估分,将我的数学估成了零分,比我自己还小看我。

    那年的高考阅卷是由各地区自己阅卷,阅好后,再到省里去复查,我本来才上线,复查后,我那可怜的数学还查掉了一分多,变成了13.6分了。我原来还超过分数线一分多,现在可怜得只超过几厘。同院子那个姓廖的应届生也与我一样刚刚上线,她考的是理科,录取在衡阳医学院。

   我爸拿出一张填报志愿的报纸,我们连重本、二本、专科的概念都没有,就一路乱填,志愿一共有三档,每档又有三栏,记得上面第一栏填了“北京师范大学幼儿教育”中间填的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最后填的是“邵阳师专中文专业”。如果换到现在,就明确地知道只上了专科线,上面二档根本没有资格填。

      我分数太低,没有一个学校录取我。

     在家里高高兴兴地玩了一个多月后,从人人羡慕的大学生变成了落榜生。九月份我灰头土脸地回农村出工。听说79年高考要考英语,而且高考前还可能有个预考,更加没有希望了。唉,等着招工吧。说到招工,后来有个笑话,我们湘运邵阳公司有自己的子弟学校,子弟学校需要老师,就让下乡知青们去参加一个文化考试,成绩好点的就可以当子弟学校的老师。但被公司规定参加考试的知青们,多数都逃跑了,不愿意当老师。当时老师是臭老九,当工人才光荣。我们公司最光荣的是当汽车司机。

    我是喜欢当老师的,在大队小学代了几个月课,快要放寒假时,公社的广播找人;广播声音很大,在旷野里传出四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我的大名——要我们赶快到公社去补填志愿。原来还有学校可以补录,但学校很少,志愿表是薄薄的一张油印纸,志愿也只有四栏,我将这四栏全部填满,最后一栏填的是那张报纸的最后一个学校,那时叫做“湖南师范学院黔阳分院,政教专业”。

  后来才知道,和我一起去填补录志愿的其他三位难兄难弟都未能上学。我是我们公社七八年唯一上了大学的知青。我这一辈子,无比感谢怀化学院,是它录取了我,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年,我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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