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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左”大舅(原创)  

2012-03-25 18:11:15|  分类: 岁月静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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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舅是左派,向左是浪漫,是革命。浪漫青年都爱革命,我大舅读大学时就参加了革命。

        我外公的父亲,我们叫做老外公的更是左派,闹革命的时候他正年轻浪漫,中了举人后参加了革命,是辛亥革命的元老。

       我外公的老家是湖南衡阳人。老外公是清末举人,是不是公车上书里的举人之一我就不清楚了;只知道他与辛亥革命的元老黄兴是好朋友,他们一起参加革命,协助孙中山作出过一番事业,后来流亡海外去了新加坡。期间写过几封家书回来,被我外公雪藏着。有一年我到长沙,外公举止诡异,神神秘秘从一个秘密地抽屉拿出几叠信纸给我看,那薄薄的黄裱纸上用毛笔写着繁体字,还是竖行的,看起来有点费力,我的英雄主义情绪被激发出来,想看革命先烈是怎么浪漫的?可是,却没有从信中看出革命来,真令人失望。只是是从信中知道一些信息:一是我的老外公的毛笔字写得相当好,比现在的书法家有过之无不及;二是整封信中为什么只写“父母大人”,不问及妻子儿女?我感到很纳闷;三是信中自称“蒋教师”说明他逃亡海外后在某个学校教书!四是信中说到天气湿热晚上睡不好觉,不象个革命者。这三四封信外公留给了我的二舅,说他是学历史的,可以用作研究用,二舅去世后,不知这些信是否还在表妹处。

     家里有一个传闻,说的是老外公中举后,光宗耀祖,回乡时族里用八乘大轿抬着,谁知抬进祠堂时一根轿杆突然断掉,是大不吉的预兆。至于老外公最后的归宿,我们后人不是很清楚,一说是广州起义牺牲了,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一说是在海外再也没有消息。

  解放后,大舅给中央的领导人写过信,向辛亥革命的元老打听老外公的情况。中央领导回信说,那时候革命形势很复杂,大家都是用化名,紧张时一个化名甚至只用几天。请你们家里人说出他的化名,才知道到底是哪一位。这可为难死家里人了,他给家里写的信,怎么会写化名呢?但是老家的政府还是将我老外公算上辛亥革命革命烈士,外公有一个哥哥在乡下,家门口挂着“烈属”的木牌子,定成份的时候也只定了小土地出租。

     我外公解放前是湖南省法院的文书,家里孩子多,生活十分困难。他老人家重男轻女,将男孩子送到名校读书,女孩子只能半工半读。我大舅是长子,解放前夕就读于湖南大学,老家的祠堂有助学的公费,大舅相当聪明,每年能够在公费中领到二块大洋的奖励。中学时,他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叫王向天,比他低一届。王向天书没有大舅读得好,考大学时,用了一张模糊的相片,请我大舅为他替考才上了湖南大学。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王向天敢于找人替考,说明他不是一般人,具有叛逆个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进入大学后他参加了当时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湖南省和平解放后,他成了湖南省委第一任宣传部长。我大舅只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共青团。解放后一直在大学当教师。没有从政。

  没有从政并不妨碍我大舅的革命精神,年轻气盛的他一直要求进步。  并将我母亲、姨妈、小舅带出来,让姨妈和我母亲报考了军政大学,小舅去送报纸。算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对家庭来说,主要是解决了就业问题。

可是,外公的旧职员的身份制约了他。他想与家庭划清界线,又还没有“左”到不认父母的程度。五十年代后期,他让我外公退职休养,使我外公五十来岁就赋闲在家。不过也好,我外公从未挨过任何批斗。

   五十年代初,母亲姐弟们在填成分时,不知应该是填小土地出租,还是填旧职员?问我大舅,我大舅明确告诉他们,必须对共产党交待得越清楚、越彻底才越革命!按土改政策老家的情况定小土地出租定得太宽松,应该定为地主才对,你们填成分干脆填地主。于是,我母亲姨妈就将自己的家庭成分填成了地主。这还不够,我母亲有一个姑表哥哥是个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这个表哥比我母亲他们年龄大许多,只是在当小姑娘的时候看到过一次来舅舅家作客的表哥,依稀记得他穿着国民党军装的英俊模样。他去了台湾与我外公家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大舅不这么看,他认为这是向党交心的一个重要法码,必须交待,就让弟妹们填上家里有“海外关系”。那时候,去了台湾的亲人一律被认定为台湾特务。这样的社会关系,必定是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

  五十年代后期,全家人都倒霉了,大舅自己、我母亲、姨妈、舅舅们都不能入党,政治上也不能提拔,湖南晚报要调我妈去当记者,调令都发了也不能成行。六十年代就更倒霉,舅舅们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搞劳动。二舅劳动一年,只得到一毛钱工资,其他都扣除了生活费。

 我最小的舅舅是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解放后的大学生,因为家庭这些不好的社会关系,一辈子没有结婚,一个人孤单在安徽马鞍山钢铁公司工作。文革时被批斗得了精神分裂症,晚年住在精神医院,没有一个亲人在跟前照料,直到今年去世。

  更为冤枉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我母亲的大表哥还真的回乡探亲了一次,八十多岁的他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舅舅,没有来看望他的表弟妹们,更无从知晓他曾经连累过这一大家人!只回乡探望他自己尚在农村的儿子。

    文革中我大舅从五七干校回到高校后,恢复了讲师工作,他紧跟潮流,主讲《毛主席诗词》和《鲁迅文学》二门课。改革开放后,大学开始评职称,想评教授得有著作,大舅拿不出来,只评了一个副教授。大舅这一生有着文人的清高,遇到无数的事情不愿意求人,在职称这件事情上,他觉得必须给他一个名分,就去求自己年轻时的朋友王向天。王向天根正苗红,这时已经是湖南省委书记。大舅找他,对他而言如同出现了一个几十年前窥见过他隐私的知情人,想必有点不高兴。应付了几句就起身送客。大舅无奈,回家勉强编了一本《当代游记选》,算是有一本著作。而这时候,新一代的年轻教师们成长起来,学院请老教师让贤,将教授职称给予了年轻人,大舅终于以副教授身分退下来。好在他解放前就参加了共青团,算作离休干部。我母亲、姨妈、二舅跟着大舅革命,也以离休干部的身分安享晚年。尤其是二舅,一九四九年才十三岁,作为为革命送报的报童,最后也办了离休。

 大舅今年八十五岁高龄,姨妈八十有二,母亲今年办了八十寿诞。他们商量身后之事,依大舅的意见,今后埋骨也要聚在一起,而且要将骨灰盒放到一个灵塔里去,大舅说,那塔处在一个大陵园内,环境优美,陵园前面入园的牌子上挂着几个铁艺大字叫“湖南省革命烈士陵园”。

     母亲与我商量身后事,我极不赞成放骨灰于灵塔,我说,那塔有十几层,层层叠叠的骨灰盒垒在一起,今后我们向谁祭拜?难道我们连墓地都买不起吗?我知道你们想图虚名,老外公是不是真的革命烈士谁也说不清楚,就是说清楚了又怎么样。你们还想当假“革命烈士”?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革命,你们这一辈子还没有浪漫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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