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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起点与终点之间 两全其美

 
 
 

日志

 
 

我也当过人大代表 (原创)  

2009-02-18 14:28:55|  分类: 蓦然回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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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祝2009年两会成功召开)

       我原来任教的学校在旧社会是湖南省立十六中,这个学校占地二百多亩,面积在湖南省中学中列第二位。校园里有古朴稳重的建筑和枝繁叶茂的大树,高大的枫树下坐着看书的是老实刻苦的学生。这是一个潜心学习的好地方,慕名而来的学生很多,教学质量在全市首屈一指。在重新评审省级重点中学时,第二批就挂上了金字招牌。

     我在这个教风和学风很严谨的学校一呆就是十几年,后来随着地区的搬迁,整个城市式微了,原来的地区所在地沦为县城,期间我们有很多次想调走,或者调回我的家乡,或者调到改革的前沿广东去。可在这么保守的地方,象奴隶依附于奴隶主般我们不敢造反,偶尔有同事调离成功,那落荒而逃的模样仿佛是夹着尾巴的狗,平时再好的形象也在调动中毁了容。不爱岗,不敬业,还能是好人?

  开放之风渐渐吹到小县城后,我们也联系过好几次调动,屡次因学校不放而夭折了。八九年数万教师下海南时,我们与几个同事跟风挤着火车到海南,联系了三亚东方港口学校,回校后,县里特地发了一个文件,规定私自外出联系调动的教师一律除名。我们因请假超时,差点受处分,在领导面前的印象分大打折扣,加上以前几次私自联系调动的错误行为,我们成“工作不安心”的落后青年,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调动的事因怕开除又黄了菜。——山路十八弯,一转二转的,这几年铁饭碗又开始吃香了,师范毕业的学生想进这样的学校当教师要经过层层考核,其难度仅次于考公务员考试。(这是后话)

    湖南与广东相邻,广东的医生与教师湖南过去的最多,那边的工资比湖南高出了几倍,涌到广东去的教师象解放战争时投诚的国民党兵一样,南下的火车里坐的全是投降派。迫于形势,领导们为了留住人才,一反常态,采取怀柔政策,对心怀异端的青年教师大给甜头,提拔了一批“青年骨干”。于是先生被提拔为学校的教导主任,我呢,被任命为学科组长,并且在县人大换届选举中被推选为选区的候选人。真是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三年还不到呢)

      我教政治,上课不喜欢照本宣科,又生成了一个不爱讲假话的性格,在课堂上对社会上一些不良行为也敢直言,校长曾找我谈话,说家长反映我在课堂上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好处,要我说话小心点,注意政治影响。八九年的动乱中我自觉成了支持学潮的积极分子,同事们规劝我“小心被打成右派”。这些不太好的表现使我在学生中的印象很好,学生幼稚地认为我能为他们代言。在选举中年满十八岁有选举权的学生都投了我的票,我以最高票当选为那年的县人大代表。

    不久,来了两个大领导找我,一个是管党群的县委副书记,陪同而来的是漂亮的县妇联主任,谈话的内容是准备推荐我当县人大副主任(兼职),他们问了一些家庭情况和工作情况。我从学校毕业后,与领导对面相遇都害怕得低头而行,那里见过这么高职位的领导,慌慌张张也不知道回答了点什么,就记得他们说:“最后还得通过选举。”

    换届选举那天是元旦节,凑巧是我三十三岁生日。我心潮澎湃,精神焕发,脸庞泛红,想到马上就要站到主席台上去面对全县人民,又激动地买了一件红呢子大衣武装自己的形象。一日之间,我先是被选为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几分钟后又被选为兼职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圆满结束后会餐,许许多多的乡人大代表团的代表和县里的领导立马改口,认识不认识的(绝大多数不认识)都叫我“X主任”(按中国特色省略“副”字),给我敬酒,热烈祝贺我的当选。只在校园生活的我,从来没有喝过酒,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粗犷的敬酒法(大交杯),我不敢推辞,面带幸福的笑容,不管张三李四敬的酒都接过来胡乱喝一阵。回家时已经月上柳梢头,人醉黄昏后。正好这天学校食堂被盗窃了餐票,先生在处理盗窃案。家里清锅冷灶,五岁的儿子一个人趴在沙发角落里摆弄着象棋,不吵不闹自己玩着,饭也没有人给他做。我心中虽然很兴奋,看到儿子可怜兮兮的样子,不由得想到一个家庭不应该两人都到外面混,让儿子象孤儿。

    第一次开常委会,新一届人大主任分工,按职务高低人人都发了言,和平时说话的口吻完全不同,是真正的官腔,象走进了背《人民日报》的会议室。我有点晕菜,听不懂那些书面语言。最后工作分工完了,还没有听到我分管什么,只好麻着胆子问:我做什么工作?主任告诉我:你的工作就是联系群众。同时你享受副处级待遇:工资、住房面积以及小车。后来我才知道,联系群众就是与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而他们早就不是群众了,他们是什么?真傻,他们是(现在我也是)领导呀!

   于是,我照样过我的校园生活,当我的班主任,上我的课(天天与群众在一起)。一个月有一次主任会议,二个月有一次常委会议,都只开半天,不影响我联系群众。开会这天,县人大的一辆破旧不堪的小车到学校门口来接我,至于说到什么住房和工资我都达到了当时的副处级标准,就没有别的变化了。唉,那时的领导真穷,真好。

     参加人大会议,大家都十分客气的叫我X主任。对会议的内容我仍然是似懂非懂,兴趣不大。每次开会,都有一个县委副书记列席,尤其在任命政府职能部门领导时,都是事先定好的人选,由党委那边来人介绍情况。记得有一次任命一个工商局长,人大这边不同意,说是有很多群众反映了问题,其中有这个局长先后安排了六个亲戚进工商局工作,经济上也不干不净。常委会没有通过任命,县里领导很生气,问题很严重。派了副书记过来再次开会,副书记解释了一通,意思是群众反映的问题全部是误会,这位局长是好领导,应该继续当。然后我们再次表决,这回按领导的意思通过了任命。我只记住了一句传言,是县里领导发脾气时说的:“老板不在,放牛伢子还敢将牛卖了不成?”这句话我当时也很费解,只知道大意是党委是老板,人大是放牛伢子。没有党委那边领导的同意,人大是生不出什么名堂的。我是很久以后才弄清一府二院的关系。

     第二年,这个工商局长不知得罪了谁,党委提出让人大罢免,罢免的理由正好是前一年人大不同意任职的那六条罪状。这次,大家举手罢免了他。

   我民主意识差,可也不愿意做举手工具。觉得在人大兼职完全不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自己成了官场上摆设的花瓶,对不起选我的学生。时间久了还隐隐觉得自己手里捧着的这个馅饼象是有毒的香水,味固然好闻,对国对民却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只会毒害“民主”的肌体。慢慢地我终于知道了人大设立兼职领导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一般都将这个兼职放在“无知少女”身上。我一无党派,二是知识分子,三为年轻的女同志,少数民族这条不对,但我所处的地区少数民族很多,不需要特意凑比例。选了我当兼职的人大副主任,一切比例关系都和谐了。

    我这个天真的“无知少女”,不想占着茅坑。。。想为学生们做点事情、说点话。转眼年底,准备开人大会议,让人大代表提交提案。我想行使行使人大代表的职权,联系接连几起发生的学生骑车被摔的事情;我们学校离县城有二公里,通往学校的公路两旁有一段是农民的稻田,农民为了稻田过水在公路上横着挖掘了一条明沟,这沟有二十来公分宽,深度是公路与稻田的垂直距离。沟面上只有二个地方用砖与水泥砌实,砌的人很节约,只砌一块砖头。我们的学生都是骑自行车上学,骑车过沟时不是硬冲过沟,就是从那十来公分宽窄的砖头处骑过去。放学时自行车很挤,稍不留意就拐到路上的沟里,车技不好的学生连人带车摔倒在地,鼻青脸肿的大有人在,有个学生还摔断了腿住了院。我就此事写了一个提案:公路上不应该有明沟,或者将明沟盖好,变明为暗,方便学生上学。开人大会时,我得到回复,我的提案不能作为“提案”,只能作为“意见”反映到了公路部门——提案只能反映国计民生的大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几个月后公路部门给我回复了一封信:XX代表,你好!你所反映某处公路挖沟一事,据查为某村村民为了方便农田灌溉,为过水所需在公路上挖沟。这件事情是经过公路部门同意的,现在根据XX代表的意见,责成附近X工厂和某村出资二百元,在马路明沟处盖二块铁板。不久,那条明沟上一左一右真的就盖了二块大约一米见方的铁板,学生骑车时将高难度动作改为低难度的了。

     我在人大兼职期间,市场经济慢慢发展起来,经济体制改革也在逐步深入,那时候还没有土地财政,县里的经济越来越差,所谓的国有企业都关停并转了。收入只有农业税和屠宰税,农村教师早已发不出工资,半年后有个老教师自杀,告状信写到了中央。乡里的人大代表们坚决要求农村教师的工资由县里统筹,而不是由乡里发放。在教师中流传说:两个中学同学,一个高分考取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了乡村教师,一个低分考取农业中专,毕业后当了乡干部。当教师这个穷得没有工资,乡干部则吃香的喝辣的。人大会上,乡人大代表团的提案没有被领导看好,不允许提出表决,县领导对告状信耿耿于怀,领导说:“我们县里穷,没有钱,向市里借也借不到了,如果有钱不给教师发工资是县里的不对,现在没有钱,哪有工资发。”领导的话使大家感到不给教师发工资是理所当然的,逼着领导给教师发工资简直就是胡搅蛮缠。但饿极了的代表们为了生计还是密谋了一个反动决定——不通过县里的政府工作报告。我的良知告诉我,我必须站在教师们的一边。坐在主席台上的我,尽管又害怕又羞愧,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手。公然与党委对抗的结果是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被通过。票数一出来,领导也吓坏了,他们不敢与宪法作对,只得私下答应乡村教师的工资由县里统筹。暗中交易成功后,我们再次充当举手工具,不到半小时再次表决,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谁说人民不能当家作主,我们当着老板的面,硬是卖了一回牛。这件事在中国人大历史上可以记载一笔:政府工作报告,一天可以投票二次,直到通过为止。

     我知道县里的经济情况如此的不好,心中又想到调动的事情,就与先生商量,还得到经济发达的地方去,一旦连城里学校的教师都发不出工资,我们靠什么生活呢?靠工资吃饭的人,没有了工资,脸皮有何用?

      这年夏天机会来了,市里的重点中学同时要俩个政治教师,早些年调到这个学校的领导将消息告诉我们,要我们到这个学校来。当时这个学校还没有评上省重点,态度谦和的女校长对我说:“我们学校条件还没有你们学校好,你到这里来,是米箩里跳到糠箩里。”我却态度鲜明,坚决要来,只分配平房住也同意。回校后就与领导撕破脸皮吵着调动,人大这边交了辞职报告,奔走了一个假期,最后通过亲戚找到市委的主要领导打招呼县里才放人。

     县里扛不住教师的流动,第二年就制定了新政策,不再死卡,而是根据市场经济原则规定调离的教师必须给县里交八千元的培养费。在我后面一年调离的同事,个个忍痛大放血。至于说到在这个县工作那么久,为什么要交培养费,就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拿档案时才明白,象我这么重要的领导,档案都在市委组织部门,县教委根本管不了我的档案,结果我的调动手续迟了半年才办好,原学校将我当叛徒扣了我二个月工资,县人大因我的调动重新补选了一个女医生当人大副主任,领导不高兴地责怪当年考察我的干部说:不安心本地工作的干部不能用。

    我的仕途随着我的胜利大逃亡而结束。辞职后有朋友为我惋惜,说兼职两届后就能转成专职的领导。 我没有高瞻远瞩的伟人气质,预见不到几年时间内土地财政盛行,更不敢想一个副县长可以贪污几千万。我失去了大好前程,无怨无悔地脱掉那件皇帝的新衣,成了领导眼中扶不上墙的稀泥巴。

    到这个学校以后,学校领导看到我们是激流勇退而来的,就安排我当女工委员,我态度十分消积,再也不想当什么领导了,大官小官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只想老老实实当我的教师,思想自由,行为自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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